第2章 万通立场(1)

如果小我的股权太大，常常就没有自我束缚了，因为人们总以为本身是精确的，不太情愿被束缚。有了股东，你就能跟人筹议，如许便能够节制风险。以是，好处和管理要有个均衡，股分在30%～50%之间既考虑到了好处，又有所制约，能够节制风险，让企业稳定生长。

在本钱社会化时，你能够碰到三个方面的题目。

我给大师讲三个故事，这三个故事都是汗青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较胜利的案例。

管理和好处的均衡

我再举个例子。有小我的朋友出了状况，他传闻或人能帮手“捞人”，就连夜开着车，车前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，成果被英勇机灵的公安和纪检职员抓住了。大师想想，当我们碰到题目的时候，如何制止本身不做如许的决策？这就要靠公司的管理来束缚。

二是和政治家的干系。国企上面都是一层层的带领，民营企业和政治家的干系是非常风趣的。

第一种体例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干系，当然，必然要制止风险，但这非常困难。我信赖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每家企业都有本身的心得。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况-我们只是“精力爱情”，不“上床”。因为“上床”没牵挂啊，不是你活力就是我不高兴，但“精力爱情”永久都很好，你赏识我呢就帮帮我，不赏识我呢我也不获咎你，相互保持尊敬。

一是和政策环境、法律的干系。国有本钱有轨制支撑，有超经济特权。他跟你吵架，轨制老是方向他的；他占你便宜叫爱你，你占他便宜叫调戏，再狠一点儿叫耍地痞。以是，你和他产生干系，起首就是你不好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，80%的活儿是我们干的。分红的时候，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分分，因为他们要事迹，说将来再想体例找补给我们。当时，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如何分。最后他们说了个数，总之比本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。当时没有法律文件，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。厥后，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，他们又换人了。大师晓得，国企一换人，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。厥后他们搞审计，一审计，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。归正我们是亏损了，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。这就是轨制的不公允，国企有超经济特权。在股改之前，中国证监会另有一个潜法则：你买国企的股分，如果是亏损企业，要按净资产上浮15%，他才敢批准，因为他怕犯弊端；如果是赢利企业，大抵要上浮30%，他才气批。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分，为了获批，在那儿放了四年多，也不敢把它做大，因为做大今后，还没等批又涨价了。以是，目前在中国，民企和当局、公家做买卖的轨制性安排必定是不公允的。在这类环境下，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和他打官司，永久不成能。

依我看来，在30%～50%之间最好，为甚么？因为30%～50%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管理题目，碰到事情，你有人筹议，不能你一小我说了算。别的，分派好处的时候，你获得的也充足多，最多能有将近50%，少了也有30%，如许你就有充足的动力。如果你只占10%的股分，那你根基上就没动力了，但如果你占90%的股分，那别人就没动力了。如果你占30%～50%，另一个股东占20%或30%，那大师就都有动力，并且事情也有人筹议，这就叫管理和好处的均衡。大师能够看到，那些给带领送钱的人，大部分都是一小我说了算的。王石为甚么不送钱？第一，他不是老板，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干系呢？没太大干系。第二，即便他要送，这么多人，一送送1000万元，审计的时候，上市公司的账如何表露，如何做账啊？

由此看来，在轨制的限定下，我们民营企业获得资本只要三种体例，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本。这类体例很伤害，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，除了款项的回报，另有民气的回报，这都是回报。

第一个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。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，暮年到上海做买卖。他开端是在油漆行里跑街，厥后到荷兰银行做了经理。清朝末年，联盟会有个叫张静江的人，是虞洽卿的同亲。这小我跟蒋介石很好，就把蒋介石先容给虞洽卿。当时候蒋介石刚从日本返来，没甚么事做，就在虞洽卿家里住了40天，这一住，俩人就成了哥们儿。厥后，蒋介石通过虞洽卿熟谙了黄金荣、杜月笙。

拉拉手行不可呢？拉拉手也有伤害，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，便能够倒在对方怀里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，那就要乱了。以是，马云说坐怀稳定的原则，是不往怀里坐。我曾经到柳下惠的故乡，他们那儿有个节日，相称于“风格朴重”节，说他们那儿的人都风格朴重，坐怀稳定，我就问他们为甚么稳定。他们说得比较调侃，说因为当时候太冷，都穿戴棉袄，以是稳定。我说，如果身强力壮，即便穿戴棉袄，他也得乱。

以后，蒋介石分开虞洽卿家，去了广州，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。北伐的时候，百姓反动军倡导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。联俄、联共就是搞共产主义，毁灭富人；扶助农工就是让贫民打土豪分地步。以是，当时上海的这些有钱人非常不安，大师找到虞洽卿，说阿德叔（虞洽卿名和德，字洽卿），你得向北伐总司令探个底，这事总司令到底筹算如何办。因而，虞洽卿连夜赶到了九江，蒋介石也从广州赶到了九江大营。见了虞洽卿，蒋介石当然非常欢畅。虞洽卿问了蒋介石两个题目，第一个题目是：你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，贫民或老百姓都起来了，我们买卖人如何办，我们有钱人如何办？蒋介石说了一句话，“穷赤佬如何靠得住？”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，也就是说，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，不会翻天，不会充公我们的财产。然后他又问：你要同一，就要打倒列强，把洋人都赶走，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，或者是做洋人的买卖，今后我们如何办？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，“洋人如何打得过？”非常简短的两句话，拿现在的话来讲，这叫微博体。如许一来，虞洽卿内心就稀有了。第一，蒋介石还是会支撑工贸易者；第二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干系。因而，虞洽卿说，那我能做甚么事情呢？蒋介石说，你归去奉告黄先生、杜先生，等我到上海今后，帮我保持处所次序。虞洽卿说，那行，除了帮你传话，我还能帮你筹集反动经费。虞洽卿回到上海，向商界的朋友流露了蒋介石的意义，厥后就产生了四一二反反动政变。

马英九的体例是毫不坐在怀里，不给乱的机遇，不是说身材不好，而是不去伤害的处所。我们的“精力爱情”也是如许，制止你坐到那儿，坐到那儿就乱了，即便你稳定，他也会乱，总会出状况。

甚么是本钱社会化？就是除了你本身的钱，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钱？比如，停止项目合作就会有别的股东，别的股东究竟选甚么样的股东，是国企还是民企，是私家的钱还是上市公司的钱？公司要上市，究竟要发多少股票给别人？等等。你做买卖，当本身的钱不敷的时候，你就开端找别人，这时候这些题目就呈现了。就像人一样，你一小我过简朴，当你开端找工具的时候，统统的题目就都出来了。只要你开端和人打交道，就会有故事；只要你的钱和别人的钱碰到一起，哪怕是略微碰一碰，统统的事情就开端分歧。

与官来往的原则：只“精力爱情”，不“上床”

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。荣家在1949年之前和当局的干系很远，根基上是纯民营企业，靠市场在内里折腾。抗战的时候，很多企业都内迁，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。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，进入了银行等金融范畴。抗战以后，百姓当局培植荣家，当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，他家在银行的股分都被国有本钱挤出去了，江湖上的人乃至绑票荣家的人。以是，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，很不对劲。1949年今后，作为荣家的第二代，荣毅仁决然从外洋返来，和新政权建立了干系。1956年，他带头把本身的资产捐出去，做了上海市副市长。毛泽东让他做典范，他就做了。“文革”之前，他是原纺织产业部副部长，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整得很惨，但他没有牢骚。厥后，中信银行开端创办的时候，当局没甚么钱，荣毅仁就把当局发还给他的“文革”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，拿去办了中信，也没算股分。成心机的是，在他归天的那一年，《福布斯》表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。他和当局结了两代人的缘，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碰到困难，当局给了他很大的支撑。

第二种是通过本钱市场、上市公司、公开市场获得资本。如果股票市场不好，有各种忌讳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，那你也得不到资本。

第二方面的题目，和民企的干系，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家公司还是有一些股分插手。如果有股东，你究竟占多少股分公道，是51%、60%还是30%、20%？我信赖大师会常常去算。如果公司非常赢利，那你能够悔怨本身的股分太少。如果公司不赢利，那你能够又嫌本身的股分太多，当时如果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。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久算不出来的：第一，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。我能够和大师打个赌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今后能赚多少钱，你永久也说不对，因为我们算不出来。第二，将来有多少幸运和痛苦算不出来。第三，甚么时候、以甚么体例结束生命算不出来。固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，但前两件事我们每天都在算。男人爱算第一件事，女人爱算第二件事。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，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运，但都算不准。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，将来到了病院，大夫跟我们一起算。以是，人们老是很纠结。那么，到底你占多少股分公道呢？第一，要考虑好处的题目；第二，要考虑管理的题目。比如，如果你占51%，那你乃至能够让董事会变成一种情势。但如果你占20%，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，因为你得和董事们筹议。这也牵涉到公司如何管、如何治的题目。

三是和本钱（国有本钱）的干系。和国有本钱之间的干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，到底国有本钱占多少好呢？我以为，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，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费事。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，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。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，培训甚么？培训所谓的“走出去”，也就是外洋投资。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，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，你们当时“走出去”，去纽约做中国中间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。我吓了一跳，厥后想起来，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，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，以是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成果，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返来。以是，此人一说，我们从速把它改了返来，不改返来，今后拿我们当国企羁系，那就费事了。开个打趣，那就相称于“天上人间”的“蜜斯”去妇联上班，如何都不是人了。以是，普通来讲，让国有本钱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，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，那你最后不但赚不到钱，还能够会被它折腾死。并且，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卖力的。比如你跟一小我打斗，他把你打伤了，你的家眷能够找他要医药费，这事有人卖力。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卖力的，医药费是没人出的。以是，让国企做二股东、三股东是能够的，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。

第一方面的题目，和国企的干系，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国有本钱的钱。我有个朋友跟我说，千万别碰国有企业，忒费事。但是，也有别的一些人，他们就非要找国企。我以为，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干系不过触及三个方面。

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。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，提到他，大师就会想到闻名的“汪辜闲谈”，很了不起。他们家初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干系，厥后卖了地盘，进城当了本钱家，做了台泥（台湾水泥股分有限公司）、“中信”金控（“中国”信任金融控股股分有限公司）等闻名企业。他和百姓党一向有着非常密切的干系，做过百姓党的中常委，他为两岸干系做了很多事情，半贩子半社会活动家。这也是一种跟当局打交道的体例。

第三种体例是私家之间的相互帮忙。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，你找我，我找你，这也是一种获得资本的体例。

我们不讲政治是非，四一二反反动政变就是黄金荣、杜月笙出人，虞洽卿出钱。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，叫筹集反动善款。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、杜月笙，这帮人早晨抓人、打斗。今后今后，虞洽卿就跟南京当局建立了存亡干系，他的企业也一向和这个政权的运气捆在一起，固然他有所捐躯，但更多的是获得了当局的特别照顾。当他的企业碰到困难时，他就去找当局，当局就以偿还反动善款的名义支撑他。最后，虞洽卿得以善终，抗战结束前抱病死了，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窜改式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