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章 中国佛学的建立(2)
“顿悟成佛”义的实际按照是,成佛就是与“无”同一,也能够说是与宇宙的心同一。因为“无”“超乎形象”,“无”本身不是一“物”,以是它不成能分红多少部分。是以不成能明天修得它的一部分,明天修得它的另一部分。同一,就是与其全部同一。少了任何一点,就不是同一。
道生另有一个实际,主张“统统众生,莫不是佛,亦皆涅槃”(《法华经疏》),即每个有感受的生物都有佛性,或宇宙的心。他的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也失传了,他这方面的观点还散见于几部佛经的注疏里。从这些注疏看来,他以为众生都有佛性,只是不熟谙本身有佛性。这就是“无明”。这类“无明”使之堕入存亡循环。是以他必须起首熟谙到他有佛性,佛性是他赋性内里本有的,然后通过学习和修行,本身“见”本身的佛性。这个“见”便是顿悟,因为佛性不成分,他只能见其全部,或是毫无所见。如许的“见”也就意味着与佛性同一,因为佛性不是能够从内里瞥见的东西。这个意义就是道生所说的“返迷归极,归极得本”(《涅槃经集解》卷一)。得本的状况,就是涅槃的状况。
意义就是说,万物每刻都在窜改。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存在的任何事物,实际上是这个时候的新事物,与畴昔存在的这个事物,不是同一个事物。《物不迁论》中还说:“梵志削发,白首而归,邻居见之曰:‘古人尚存乎?’梵志曰:‘吾犹古人,非古人也。’”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。现在的梵志不是从畴昔来的梵志;畴昔的梵志,不是从现在回到畴昔的梵志。从每物每时窜改来看,我们说有动而无静;从每物此时髦在来看,我们说有静而无动。
我们已经晓得,在吉藏“二谛义”中,到了第三层次,的确无可言说。在第三层次,也就没有落入言筌的伤害。但是道生说到佛性时,他几近落入言筌,因为他把它说成了“心”,他给人一种印象:定义的限定还能够加上于它。在这方面,他是受了《涅槃经》的影响;《涅槃经》很夸大佛性,以是他靠近性宗(“宇宙的心”宗)。
《肇论》的第一论题为“物不迁论”,此中说:“夫人之所谓动者,以昔物不至今,故曰动而非静。我之所谓静者,亦以昔物不至今,故曰静而非动。动而非静,以其不来;静而非动,以其不去。……求向物于向,于向何尝无;责向物于今,于今何尝有。……是谓昔物安闲昔,不从今乃至昔;今物安闲今,不从昔乃至今。……果不俱因,因因此果。因因此果,因不昔灭;果不俱因,因不来今。不灭不来,则不迁之致明矣。”(见《大藏经》卷四十五)
由此可见,在道生期间,已经为禅宗做了实际背景的筹办,鄙人一章便知其详。但是禅宗的大师们,仍然需求在这个背景上,把本章所讲的各项实际,归入他们的高浮雕当中。
这大抵也就是道生的佛无“净土”论的意义。这是他的又一个实际。佛的天下,就正在面前的这个天下当中。
僧肇三十岁就死了,不然他的影响会更大。道生(434年卒),钜鹿(今河北省西北部)人,居住彭城(在今江苏省北部),与僧肇在鸠摩罗什门下同窗。他学问赅博,颖慧而雄辩,传闻讲起梵学来,顽石为之点头。暮年在庐山讲学,庐山是当时梵学中间,高僧如道安(385年卒)、慧远(416年卒)都在那边讲过学。道生提出很多实际,又新又反动,曾被一些保守的和尚赶出了南京。
《辩宗论》附有道生的《答王卫军书》,这封信完整同意谢灵运的论点。《辩宗论》载在道宣(596—667)编的《广弘明集》中(卷十八,载《大藏经》卷五十二)。
这个说法,能够不是出于僧肇;但是作为比方,厥后佛家常常利用。佛性的实在性本身就是征象天下,正如金器的本身就是金子。征象天下以外别无实在性,正如金器以外别无金子。有些人,因为“无明”,只见征象天下,不见佛性的实在性。另有些人,因为憬悟,见到佛性,但是这个佛性仍然是征象天下。这两种人所见的都是同一个东西,但是憬悟的人所见的,与无明的人所见的,具有完整分歧的意义。这就是中国梵学常说的:“迷则为凡,悟则为圣。”
有一篇论文题为“宝藏论”,传统的说法是僧肇所作,但很能够不是他作的。此中说:“比方有人,于金器藏中,常观于金体,不睹众相。虽睹众相,亦是一金。既不为相所感,即拜别离。常观金体,无有虚谬。喻彼真人,亦复如是。”(《大藏经》卷四十五)意义是说:假定有小我在储藏金器的宝库内,瞥见了金器,但是没有重视金器的形状。或者即便重视了金器的形状,他还是认出了它们都是金子。他没有被各种分歧的形状所利诱,以是能够摆脱它们的大要辨别。他老是看得出它们内涵的本质是金子,而不为任何幻象所苦。这个比方说了然真人是甚么。
在以上所说的实际中,也能够发明几百年后的新儒家的抽芽。道生的人皆能够成佛的实际,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“人皆可觉得尧舜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。孟子也说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”(《孟子·经心上》)但是孟子所说的“心”、“性”,都是心机的,不是形上学的。沿着道生的实际所提示的线路,赐与心、性以形上学的解释,就达到了新儒家。
僧肇的实际,详细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。在这个层次上,说万物是有是静,说万物是无是动,都是俗谛。说万物非有非无,非动非静,是真谛。
道生提出的实际中,有“善不受报”义,原文已失传。僧(518年卒)编的《弘明集》,收有慧远的《明报应论》,这篇论文能够代表道生观点的某些方面,因为它也讲善不受报。其总的思惟是,将道家“有为”、“偶然”的看法利用于形上学。有为的意义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,而是偶然而为。只要遵守有为、偶然的原则,对于物也就无所迷恋迷执,即便处置各种活动,也是如此。既然“业”而受报,是因为迷恋和迷执,现在没有迷恋和迷执,当然“业”不受报了(《弘明集》卷五,载《大藏经》卷五十二)。慧远的这个实际,不管与道生原意是否不异,也是道家实际向佛家形上学的扩大。道家的“有为”、“偶然”本来只要社会伦理的意义,进入了梵学就无形上学的意义了,这一点是很风趣的。由此看来,它确切是中国梵学的一个首要生长,厥后的禅宗就是遵守这个生长而生长的。
但是,涅槃并不是外在于、差异于存亡循环,佛性也不是外在于、差异于征象天下。一旦顿悟,后者立即就是前者。以是道生说:“夫大乘之悟,本不近舍存亡,远更求之也。斯在存亡事中,即用实在为悟矣。”(语出僧肇《维摩经注》卷七)佛家用“到此岸”的比方,表示得涅槃的意义。道生说:“言到此岸:若到此岸,便是未到。未到、非未到,方是真到。此岸存亡,此岸涅槃。”(语出僧肇《维摩经注》卷九)他还说:“若见佛者,未见佛也。不见有佛,乃为见佛耳。”(语出僧肇《维摩经注》)
道生提出的实际中,另有“顿悟成佛”义,原文亦失传,谢灵运(433年卒)的《辩宗论》阐述了道生此义。顿悟成佛的实际,与渐修成佛的实际相对峙。后者以为,只要通过慢慢堆集学习和修行,即通过积学,才气成佛。道生、谢灵运都不否定积学的首要性,但是他们以为,积学的工夫非论多么大,也只是一种筹办工夫,积学的本身并不敷以令人成佛。成佛是一刹时的活动,就像是跃过鸿沟。要么是一跃胜利,达到此岸,顷刻之间完整成佛;要么是一跃而失利,仍然是本来的凡夫俗子。其间没有中间的步调。
公元5世纪,在中国的佛教此宗大师之一是鸠摩罗什。他是印度人,出世的国度则在今新疆。他于401年到长安(今陕西省西安),在此定居,直到413年去世。在这十三年中,他将很多佛经译为汉文,教了很多弟子,此中有些人很着名,很有影响。这一章只讲他的两个弟子:僧肇和道生。
僧维又问:学者若努力于学,但愿借此与“无”同一,他是否会逐步进步呢?如果不逐步进步,他又何必学呢?如果是逐步进步,岂不就是渐悟吗?谢灵运答:努力于学,在压抑心中的污垢方面,会有主动结果。如许的压抑,仿佛是毁灭了污垢,实际上并没有毁灭。只要一旦顿悟,才气“万滞同尽”。
“禅”或“禅那”是梵文Dhyana的音译,原意是深思、静虑。佛教禅宗的发源,按传统说法,谓佛法有“教外别传”,除佛教典范的教义外,另有“以心传心,不立笔墨”的教义,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,传到菩提达摩,传闻已经是第二十八代。达摩于梁武帝时,约520年至526年,到中国,为中国禅宗的初祖。
关于这个题目,谢灵运与其别人有很多辩论,《辩宗论》都有记录。有个和尚名叫僧维,问道:学者若已经与“无”同一,当然不再说“无”了,但是他若要学“无”,用“无”撤除“有”,那么,如许学“无”岂不是渐悟的过程吗?谢灵运答复道:学者若仍在“有”的境地中,他所做的统统都是学,不是悟。当然,学者要能够悟,必须起首努力于学。但是悟的本身必然是超出了“有”。
道生的实际中,另有“一阐提人(即反对佛教者)皆得成佛”义。这本是统统有情皆有佛性的逻辑结论。但是这与当时所见的《涅槃经》直接抵触,因为道生提出此义,就将他赶出都城南京。多少年后,当大本《涅槃经》译出后,此中有一段证明了道生此义。慧皎(554年卒)在道生的传记中写道:“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,此语有据;顿悟、不受报等,时亦宪章。”(《高僧传》卷七)
僧维又问:学者若努力于学,可否与“无”暂同呢?如果能够,暂同也胜于完整分歧,这岂不就是渐悟吗?谢灵运答:如许的暂同,只是假同。真同在赋性上是永久的。把暂同当作真同,就跟把压抑心中的污垢当作毁灭心中的污垢,是一样的错误。
僧肇还提出了论证,详细化了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的二谛。这些论证见于《肇论》的《般若无知论》。僧肇把“般若”描述成圣智,但是他又说圣智实际上是无知。因为要知某一事物,就要选出这个事物的某一性子,以此性子作为知的工具。但是圣智是要知“无”,它“超乎形象”,没有性子,以是“无”底子不能成为知的工具。要知“无”,只要与“无”同一。这类与“无”同一的状况,就叫做涅槃。涅槃和般若,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正如涅槃不是可知之物,般如果不知之知(说见《般若无知论》,载《大藏经》卷四十五)。以是在第三层次上,甚么也不能说,只要保持寂静。
僧肇的哲学
“宇宙的心”的看法,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进献。佛教传入之前,中国哲学中只要“心”,没有“宇宙的心”。道家的“道”,虽如老子所说,是“玄之又玄”,但是还不是“宇宙的心”。在本章所讲的期间今后,在中国哲学中,不但有“心”,并且有“宇宙的心”。
慧皎还奉告我们,道生曾说:“夫象以尽意,对劲则象忘;言以诠理,入理则言息。……若忘筌取鱼,始可与言道矣。”(《高僧传》卷七)这也就是《庄子》说的:“筌者以是在鱼,得鱼而忘筌;蹄者以是在兔,得兔而忘蹄。”(《庄子·外物》)中国哲学的传统,把用词叫做“言筌”。遵循这个传统,最好的言说是“不落言筌”的言说。
道生的哲学
僧肇(384—414),京兆(今西安四周)人。他先研讨老庄,厥后成为鸠摩罗什的弟子。他写了几篇论文,先人辑成一集,称为《肇论》。《肇论》第二论是《不真空话》,此中说:“但是万物果有其以是不有,有其以是不无。有其以是不有,故虽有而非有;有其以是不无,故虽无而非无。……以是然者,夫有若真有,有自常有,岂待缘而后有哉?譬彼真无,无自常无,岂待缘而后无也?如有不能自有,待缘而后有者,故知有非真有。……万物若无,则不该起,起则非无。……欲言其有,有非真生;欲言其无,事象既形。象形不即无,非真非实有。但是不真空义,显于兹矣。”(见《大藏经》卷四十五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