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庄与银行的不同以及山西票号历史（转载）

票号运营汇兑和存放款停业，最后以商号和小我为工具，以本地商埠为重心，咸丰以来，又为清当局大量汇兑公款。

8、赈款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山西大旱，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、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施助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直隶水涝成灾，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山东罹难，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、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。

关于存款，又分来往存款及按期存款二种，前者系商家浮存，随市道之疲快，临时定日利，但存款利率较市道利率略小；后者则有按期一年者，亦有按期1、2、3、4、5、六月者，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钱，须立一借券。

4、信汇。各凭各信，字号对字号，下付人堂名，须得保付给，汇水随行市。

6、电汇。如用明电，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，错则退款，如系各家之密电，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。

6、汇解协饷。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，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。如同治四年（1865）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，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。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，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，交元丰玖汇兑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。光绪四年（1878）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。六年（1880）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。光绪年间，粤海关交志成信、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，光绪五年（1879）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。同年，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江西将协饷一万两，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富汇解盛京。据不完整统计，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（1875――1893），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，每年均匀达54万两。

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，此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、协同庆、天成亨、蔚长厚、蔚丰富、新泰厚等票号收存，表白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干系。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、代招股金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、上海、汉口、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清当局规定公款发商生息体例后，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，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好处很大。

十、汇兑庚子赔款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李鸿章代表清当局与本国侵犯者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，此中规定付各国战役赔款45000万两，年息4厘，分39年还清，本息共98223万两。清当局为付出赔款，除从国度财务支出中拿出一部分外，余皆分摊各省，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，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。

钱庄、票号运营的货币兑换、汇总、存放款、发行票据等都与近代西方银行停业靠近，但钱庄、票号与近代西方各国的银行有着深切的辨别。

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

5、汇兑铁路经费。光绪时构筑铁路是洋务活动的首要内容。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戒，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，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，16省共80万两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，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、日升昌、蔚泰厚、蔚盛长、新泰厚汇兑至京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四川将银五万两，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、百川通15000两、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。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，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。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。大抵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（1890――1893），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。

2、迟票。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，所占之期，按月预算递加。

以上统计申明，票号把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，也就是说票号的好处与清当局的好处紧密联在一起，乃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华之路。

十1、承办“四国告贷”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对日赔款二亿两，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。时清当局年财务支出不敷8900万两。为筹还赔款，被迫三次举借内债：第一次向俄法告贷四亿法郎，折银9800余万两；第二次向英德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9700余万两；第三次向英德续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。四国告贷每年付息1200万两，加上其他本国告贷还本付息和开支，天下财务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。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，由各省采取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体例筹款，汇往上海还债。因而山西票号买卖又增，包办了部分省的汇兑。这些票号在四川、广东的有协同庆，在广西的有百川通，在安徽的有合盛元，在江西的有蔚盛长，在湖南的有乾盛亨、协同庆、蔚泰厚、百川通，在陕西的有协同庆，在福建的有蔚泰厚，在河南的有蔚盛长、新泰厚、日升昌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、蔚盛长、日升昌、协成乾等票号。

另：山西票号的停业内容与范围：

3、汇兑京银。咸丰时，承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斗阶段。八年（1858）承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，十年（1860）再破江南大营，乘胜占据姑苏，两军在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等地苦战，长江以北，又有捻军活泼于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北等省。在这类环境下，各省、关已没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。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各省应解京响700万两，实际只解送到100万两。清当局不得已，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十仲春准户部奏折，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会由山西贩子创办的蔚泰厚、新泰厚票号汇兑。是年，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，因“陕省贼匪猖獗”，交山西贩子创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。是年六月，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，“因直隶门路梗阻，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”。是年八月，又将地丁、盐课、土税、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，“在汉镇蔚泰厚、元丰玖等票号内别离汇兑”。

关于放款，又分信誉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。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，也有随市道风俗办理者。其日利随市道而定，活期者较小；后者抵押货色，须订立条约，执其笔据，押品如系不动产，则须执其红契，并立字据，由承保者垫还。

2、对近代工交业发放存款。到19世纪80年代前期，山西票号除对钱庄停止贸易放款外，也开端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存款。固然其数量不大，但无疑是有主动意义的。

1、对商号钱庄存放款。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撑商号、钱庄的运营活动，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（1852）为例，存款给商号：

1、同业对交，各凭各信，不立字据，汇水随市道松紧，临时裁夺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、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。上面是从同治元年（1862）到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：（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，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）同治元年（1862）10万两同治H年（1863）139万两同治三年（1864）56万两同治四年（1865）128万两同治五年（1866）235万两同治六年（1867）413万两同治八年（1869）277万两同治九年（1870）37万两同治十年（1871）15万两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283万两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155万两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10万两光绪元年（1875）453万两光绪二年（1876）384万两光绪三年（1877）233万两光绪四年（1878）2万两光绪五年（1879）179万两光绪六年（1880）296万两光绪七年（1881）240万两光绪八年（1882）143万两光绪九年（1883）221万两光绪十年（1884）24万两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283万两光绪十Th年（1886）280万两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10万两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1万两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152万两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329万两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290万两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313万两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266万两以上31年中，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，均匀每年达189万两。

5、汇票。凭票给付，汇水随行市。

同治四年（1865）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、管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、二两平银一万两，共银六万两，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，“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、蔚丰富、元丰玖、天成亨、广聚、和泰各钱庄分领，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。”（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，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）同治五年（1866）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，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庚子事情，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路过山西，曾留宿祁县大德通票号，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。清廷因门路不靖，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，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。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，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、天成亨、百川通、新泰厚、蔚丰富、蔚盛长、协同庆、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。

3、兑条。手续于定汇以后，立一对条，齐中剪为二纸，汇款者持上半页，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，交条付银，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。

4、汇兑海防经费。同、光时，清当局洋务派策动的洋务活动，全面展开，并筹划海防，采办兵舰。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，并经山西票号汇兑。江西在光绪元年（1875）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，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、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。三年（1877），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，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汲引银12万两，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，解赴水兵衙门投纳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，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水兵衙门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、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，汇解水兵衙门交收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，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水兵衙门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江西交谦吉升、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，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，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。

山西票号的停业活动详细来讲包含以下十一个方面：

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干系是一种贸易来往，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。开初，钱庄的本钱亏弱，须向票号假贷。而票号情愿支撑钱庄，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；钱庄则依靠票号作为后盾，能够获得官方信誉，便于展开停业。票号与钱庄的性子、构造和停业范围分歧，且可互补。

起首，钱庄、票号中大多数运营范围较小，资金多是一家一户的，有些是一个家属的，很少有遍及集资的，而同期间西方各国的银行却多是较遍及地集资创办的。钱庄、票号的停业限于海内，而当时西方各国的银行多有超越版图的停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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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以李鸿章为背景的中国铁路公司为构筑津沽铁路，曾乞助于山西票号，争夺票号的支撑。

其次，钱庄、票号的存放款，用于出产性资金周转的所占比重很小，特别是因为放款利率较高(普通年利率多在非常之二高低)，用于出产的放贷更少。换句话讲，就是钱庄、票号的停业与出产存在摆脱的环境。如许就严峻限定了停业范围的扩大。最后，钱庄、票号的职员构成、运营办理具有较稠密的封建性。其职员高低干系，多靠血缘、宗族、主仆、师徒等来维系，其办理也是家属式的办理。

9、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。早在19世纪40年代，广东处所财务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产生了假贷干系，“自道光二十年（1842）办理夷务今后，……藩库度支每绌……向西商贷用”，不过这类假贷是“旋借旋还，无案可稽”。（《东粤藩储考》卷12，转引自张国辉《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生长》汗青研讨》1985年第二期）到了50年代，因承平天国农夫军叛逆，广东省财务堕入了非常宽裕地步，今后拨解京饷，多向票号借垫。

20世纪初，在天下展开的收回路矿斗争中，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进献。如山西建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，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，并且是保晋公司的首要集股者。直通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，得自山西票号的存款57万两，是全数告贷72万两的70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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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庄的性子是兑换，票号是汇兑；钱庄的停业范围只限于本地，不在外埠设分店，票号则分庄遍及天下各大商埠；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，放款只借给钱庄、官吏及殷实商号，钱庄的存放款，则以普通商报酬工具；钱庄做贴现、兑换、买卖金银、互换票据等，票号均未兼及；票号交给官吏，发行纸币，钱在重视社会信誉，不发纸币。这是票号与钱庄相互分野、相互衔接的处所。票号集合精力运营各地的来往汇兑，把有关处所性子的停业，逐步让与钱庄。在一些处所，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，拜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。

钱庄与钱庄的分歧：

由上可见，山西票号最后因为商品互换和货币扩大畅通的需求而产生，它是从贸易平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。

钱庄、票号的极盛期是在鸦==片战役今后的一段时候，跟着海内银行业的产生和生长，它们也就因完成了汗青任务而走向了式微。

据统计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，此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，占总额的61％，存放票号206万两，占总额的30％，存放本国银行57万两，占总额的8％，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，占总额的1％。

山西票号的停业内容和范围，主如果运营汇兑和存放款停业。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环境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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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，不敷凑拨，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，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，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两广总督岑春煊奏：先应解银228135两，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，由志成信、协成乾汇兑至京。同治时，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，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，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，向山西票商志成信、协成乾、谦吉升、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，向山西票商志成信、协成乾、元丰玖借银242000两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广西师旅饥荒，急需军饷，而广西库空如洗，广东筹拨有限，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广东向日升昌、蔚泰厚、蔚长厚、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，作为第二批起解承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新定赔款，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，匀作12次每月分摊，至二十九年（1903）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，刻下解期又迫，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，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，于年底汇江海关，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正月还款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，托付内运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晋省因库储久空，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、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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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汇兑河工经费。清朝河工经费数额很大，由山西票号卖力汇兑，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。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、蔚长厚、志成信汇兑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，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、协成乾汇兑，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利用。

从19世纪50年代今后，其停业演变成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，对浅显贩子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，乃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，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资金，加上公款不计利钱，从而获得了很大好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