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章 碧血剑(54)
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记叙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，描述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豪杰的运气，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不及对方的分量，天神们决定他必须败北而死，感到非常难过，“那不公允！那不公允！”过了很多光阴，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如何设反间计、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如何筹议要不要杀死袁崇焕，一样有狠恶的凄怆之感。
但是万历初年，倒是中国汗青上最光彩光辉的期间之一。近代中西学者研讨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，有如许一个共通的定见：在中国国力最昌隆的期间，所制作的瓷器最杰出。万积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光辉华丽，精美高雅，洵为罕见的佳构。因为万历最后十年，张居合法国，他是中国汗青上可贵一见的夺目无能的大政治家。
二
神宗年号万历，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，一共做了四十八年天子。只因为他做天子的时候实在太久，以是对国度群众所形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，本来并不算老，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，成祖六十五岁，世宗六十岁。但是神宗未老先衰，厥后大抵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收缩他的寿命，却毒害了他的精力。他的贪婪大抵是天生的赋性，但匪夷所思的怠惰，必然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明朝的毁灭，开端于神宗。[3]
就在这时候，满清开端崛起。万历四十五年，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，出兵攻明，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。明兵大败，总兵官张承荫战死，万余兵将全军淹没。
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，在脾气上只是个平常人物。他没有顺从艰巨时世的勇气和大才，奋战一场而受了波折后回避外洋，就像我们大多数在外洋的人一样。
一
在如许穷凶极恶的压榨下，百姓的糊口当然是痛苦达于顶点。
四十七年，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，叶赫（满清的世仇）兵二万，朝鲜（中国的属国）兵二万，兵分四路，大肆攻清。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，集合兵力，专攻西路一军。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，平时最喜好做的事，就是脱去衣衫，将浑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。出兵之时，他脱去上身衣衫，在城中游街，百姓鼓掌喝采。
从万历元年到十年，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、戚继光、王崇古，使得主如果蒙前人的北方外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，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停止战役贸易。南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，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安定。本地耐久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，江南平靖富庶。国度强大，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，库存的红利超越了天下一年的岁出。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。清丈天下田亩面积，使得税收公允，不致像之前那样由贫民承担过份的赋税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。他尽力支撑工部尚书潘季驯，将众多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，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哀鸿开垦，免税三年。官僚的起落轨制履行得很严格，峻厉惩办贪污。
在当时候，中国事全天下最早进、最强大的大国。当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，无不欣慕神驰。他们佩服中国的武功教养、中国的测验与文官轨制，佩服中国的门路四通八达，[4]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糊口得比欧洲穷户好很多。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。要在六年以后，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；再过三十八年，英国的清教徒才乘“蒲月花号”达到美洲；再过六十一年，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。当时莎士比亚只要十六岁，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。八十三年后，伦敦因为太肮脏、太不卫生，发作了可骇的大瘟疫。在万历初年，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、姑苏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丽的多数会，在本国民气目中真像是天国一样。
多量没有受过教诲、因残废而心机上多多极少不普通的寺人，作为天子的私家征税代表，四周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以为甚么处所能够开矿，就要地产的统统人交矿税。这些寺人无恶不作，随带多量地痞恶棍，到处欺诈讹诈，乱指人家的祖宗宅兆、室第、商店、作坊、地步，说地下有矿藏，要交矿税。[7]成果天下骚动，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寺人权力既大，天然就刁悍犯警，常常擅杀和鞭挞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寺人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，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，拘系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，打死批示，诬告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，甚么奏章都不睬会，但只如果和矿税有关的，御用税监呈报上来，他立即批准。
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汗青家吉朋的《罗马帝国灭亡史》，是三卷注释本。[2]书脊上绘着罗马式修建的两根大理石柱子，第一卷的柱子，柱头上有些残破破坏，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，第三卷的柱子完整垮了。这意味一个帝国的式微和灭亡，如何一步步的生长。
做了天子，要甚么有甚么，神宗不爱好女色，不任用外戚，不科学宗教，不妄求长生；并未几所猜忌而残暴好杀；也不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；他并不异想天开，荒唐混闹；并不大兴土木，修建宫室，豪侈华侈；并不信誉寺人，任由弄权。中国历代很多昏君的严峻缺点，他倒没有。他所寻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款项。如果他不是天子，必然是个胜利的贩子，他脾气中有一股不成按捺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天子们有的阴狠暴虐，有的混闹荒唐，但没一个是如许难以描述的贪婪。是以近代有一名汗青学者推想，他这脾气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。[6]
神宗除了用心搜括以外，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：皇上不见廷臣，已有二十五年了。
万积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人上奏，说皇上如许搞法，必将民穷财尽，天下大乱；[10]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豺狼豺狼去吞食百姓；[11]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，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，又有谁来给你看管？[12]有的指责说，皇上棍骗百姓，不免近似桀纣昏君；[13]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顾忌之人，去干没有天理国法之事；[14]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誉。[15]臣子竟然胆敢如许公开上奏痛骂天子，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，而是大师都骂，那也是空前绝后、令人难以想像的事。但是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神宗对这些攻讦全不睬睬。野史上的记录，常常说“疏入，上怒，留中不报”。留中，就是不批覆。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，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。但直到他死，冒死搜括的风格涓滴不改。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，又一再增加田赋。天子搜括所得都存于私家库房（内库），当局的公家库房（外库）却老是不敷钱，成果是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。[16]
他的脾气像是一柄锋锐绝伦、精刚无俦的宝剑。当清和升平的光阴，悬在壁上，不免会中夜自啸，跃出剑匣。在天昏地暗的乱世，则屠龙杀虎以后，终究寸寸断折。
神宗是相称聪明的，并且喜好读书。中国汗青上的昏君多数有些小聪明，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，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，所附加的不是文采，而是不成思议的怠惰，不成思议的贪婪。天子怠惰本来并不是太严峻的弊端，他只须任用一两个无能的大臣，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，多数政治只要更加上轨道些，中国汗青上不乏“主昏于上，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但是神宗怠惰以外还加上要抓权，几十年中本身不办事，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活着界汗青被骗然空前，信赖也必绝后。
西路这一仗，称为“萨尔浒之役”，明军有火器钢炮，军器锋利很多。但杜松有勇无谋，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，却打了赤膊，暴露满身伤疤，一马抢先的冲锋。大抵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，很恋慕“虎痴”许褚的英勇。在〈许褚裸衣斗马超〉这回书中，描述许褚“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斗。”公然威风得紧。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，成果是“操兵大乱，许褚背中两箭”？风趣的是，小说的评注者评道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
明朝的灭亡也是如许。
天子贪钱，最便利有效的体例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支出国库，而是支出本身的私家库房，称为“内库”。他抓紧征收商税，那是本来有的，除了册本与耕具免税以外，统统商品买卖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别的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神宗接位时只要十岁，统统听母亲的话。两宫太后很信赖张居正，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寺人冯保又给张居正皋牢得很好，这些无益的前提加在一起，张居正便能罢休办事。明朝自明太祖暮年起就不再有宰相，张居恰是大学士，名义是首辅，实际权力等因而宰相。
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，任何人都是不幸的。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，都深深感到了失利的屈辱：崇祯、清太祖努尔哈赤、清太宗皇太极（如果他不是被人行刺的，那么是唯一的例外）、蒙前人的首级林丹汗、朝鲜国王李佑，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（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，忠鲠朴重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，运气没太大别离，但在一个比较暖和的期间，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，比方秦桧），气愤不平的知识分子，领不到粮饷的兵卒，生命朝不保夕的“流寇”，饥饿流浪的百姓，以及有庞大才气与勇气的豪杰人物：杨涟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李自成、史可法、袁崇焕。
汗青家批评袁崇焕，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、他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、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鼓起之际所起的感化。近十多年来，我几近每天都写一段小说，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，是以对汗青、政治与小说是一样的感到兴趣，但是在研讨袁崇焕的平生之时，他激烈的脾气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重视。
团体说来，清朝比明朝好很多。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，他们的总均匀分数和明朝十六个天子比拟，我感觉在数学上的确不能比，因为前者的是相称高的正数，后者是相称高的负数。对于满族人入主中国一事，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很有窜改。以是袁崇焕的功业，不免跟着期间的停顿而垂垂失却光彩。但他豪杰气势的风华却永久不会耗费。正如当年春秋战国时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，在明天已没有多粗心义了，但孔子、介子推、蔺相如、廉颇、屈原、信陵君、荆轲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，却超出了汗青与政治。
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，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：一年之间，臣只见到天颜两次，偶尔提出一些建议，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，皇上完整不睬。
袁崇焕倒是真正的豪杰，大才豪气，覆盖当世，即便他的缺点，也是豪杰式的惊世骇俗。他比小说中假造的豪杰人物，有更多的豪杰气势。
这类景象越来越恶化，到万历四十二年，首辅叶向高奏称：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天下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非常激昂，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，都城里怨声载道，大祸已在面前，皇上还自发得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，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如许妙法吧。[9]神宗抽饱了鸦片，已经火气全无。如许的奏章，如果落在建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，叶向高非杀头不成。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，给大臣调侃几句、乃至骂上一顿，都无所谓。
中国的经济也在敏捷生长，手产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，中国事天下上最首要的产棉区之一。因为在正德年间开端采取了越南的良好稻种，农田加辟，米产大增，特别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行莳植水稻，水田中大量养鱼，疟蚊大减，[5]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畴昔那样可骇，以是两广的经济文明也开端敏捷生长。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怠惰。
搜括的范围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合法国之时，整年事入是白银四百万两摆布，[8]皇宫的用度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，称为“金花银”，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但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以内，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天子内库的数量，寺人和侍从淹没的财帛，又比这数字大很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，缴入内库的只非常之1、寺人剥削非常之2、侍从朋分非常之3、地痞棍徒乘机向良民讹诈的是非常之四。
但是君主集权的绝对独裁轨制，再加上持续四个昏庸败北的天子，将这富于文明教养而勤奋聪明的一亿群众、这环球无双的强大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独裁政治轨制对国度、群众、社会的大害，在明朝末年表示得最较着。
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去世，二十岁的青年天子本身来在朝了。天子追夺张居正的官爵，将他产业充公，家眷放逐，将他宗子逼得他杀。
这个不幸的期间，是数十年败北达于顶点的政治办法所积累而成的。
鸦片烟这类麻醉品，对中国最大的风险，自明神宗开端。鸦片之毒粉碎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，它起首粉碎的，恰是中国的神经中枢—天子的神经中枢。
在阿谁期间中，大家都遭到了在承闰年代中所没法想像的磨难。在山东的大饥荒中，丈夫吃了老婆的尸身，母亲吃了儿子的尸身。那是小人物的悲剧，他们心中的哀思，一点也不会比豪杰们轻。不太小人物只是冷静的忍耐，豪杰们却英勇地奋战了一场，在汗青上留下了陈迹。豪杰的庄严与伟烈，颠末端无数光阴以后，仍在先民气中激起波澜。
